蒲类烟云

         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，汉代称“蒲类国”。公元前60年分置车师前国（指现在吐鲁番交河遗址）、车师后国（指现在吉木萨尔南泉子街一带）、蒲类前国（指现在的伊吾县一带）、蒲类后国（指现在巴里坤地区）及8国。

       汉代前蒲类前国尚存，后移民入居蒲类后国。这里曾经是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著名的古战场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类国属地，自古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,蒙古语称“巴尔库尔”，意思是“老虎前爪”。自古也是粮仓和游牧地、军事要塞、丝路重镇，更是“丝路新北道”重要的驿站。

        散布在这里的烽燧、故城、岩画、墓葬都清晰留下了历史的年轮，乌孙人、大月氏人、突厥人，匈奴人，回鹘人、契丹人、吐蕃人、汉人，都先后在这片草原大地驻足，各色人物和族群也在这里相继登场。他们跃马驰骋，金戈铁马，纵横捭阖，指点江山，尽情施展各自的雄才大略，创立了许多永垂千史的卓功勋绩，为人类留下了伟大而神圣的历史遗址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绵长而悠远的追思。素有“古牧国”和“庙宇之冠”的巴里坤，也是过去迪化、伊犁同为西域的“三大商埠”之一，后来的丝绸之路新北道沉寂了，再后来这座重镇也随之衰落。

        蒲类国及其所属部落很早以前，曾活动在车师后国。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就有人类在此居住。这里是一片水草极为茂盛的大草原。大地肥沃、一片绿草、广袤无垠、葱翠鲜绿，是过去西域首屈一指的优良牧场，盛产骏马、坤驼而闻名遐迩。地处草原丝路，又名绿洲路，是欧亚大草原的古代人类，往返驰骋在新疆东部，北部蒙古草原、阿尔泰草原、伊犁草原以及咸湖，里海，黑海中亚高地，伏尔加河流域，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草原丝绸之路，新北道（指东汉后期开通中西交通的主要道路之一，因行径新疆北部而得名，隋、唐时期有很大发展）。其主要路线是西出玉门关北行，过莫贺延碛（唐代沙碛名，今甘肃、新疆交界处），北缘经伊吾、高昌、北庭（现吉木萨尔县），弓月（今新疆伊宁市北部），渡伊犁河西行至碎叶城（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附近），直通地中海各国和欧洲。东通内蒙古及河西走廊，西进中亚，南越塔里木盆地，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决定了当时汉朝与北方匈奴激烈争夺此战略要地。

        要塞之地

         匈奴长期以来就是汉王朝在北方的劲敌，他们是逐水草而迁移的游牧民族，善骑射、食禽肉、衣皮草、无城郭，常居无耕田之地，利则进，不利则退。

        早在公元前206年，西汉王朝建立后。匈奴骑兵就屡次南下掠夺和扩张，战火曾一度燃烧至汉都长安甘泉宫附近，引起“京师震恐”。公元前200年，汉高祖刘邦发兵30余万北击匈奴，不料北匈奴围困刘邦于白登（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），刘邦差点成为俘虏。

        由此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，便视匈奴为心头之患，不断开展针对匈奴的外交和军事行动，为抵御匈奴的侵略，利于军队和军用物资运输，以巩固国防为主要目地的北部以及西北边陆的开辟，也一直是历代汉朝十分关心和积极实施的项目，而“丝绸之路”则是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直接结果。

        虽然，西域道路的开通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，然而，东西方的交流却源远流长。张骞就是这通道得以开辟富有传奇色彩的开拓者，但真正成为沟通欧亚两大陆，为古代举世瞩目的国际通道，则始于西汉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140年，即位的汉武帝刘彻经过“文景之治”休养生息后，为开展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，实行必先欲“断匈奴右臂”的策略，联合西域各国，共同抗击匈奴对西域的扩张。从此，在这一地区两汉与匈奴人进行长达300多年的激烈争夺战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二世纪，北匈奴呼衍王以伊吾、巴里坤为基地，阻挠了丝绸之路北道，他们以阿尔泰山为根据地一路厮杀侵占蒲类海，图谋截断汉朝进入西域的通道，破坏和拆散汉朝与乌孙的同盟，并在当地俘虏蒲类人，畜于匈奴。并连年派兵侵扰河西走廊。

        为对付匈奴的大肆侵犯，汉朝于公元前72年，令东汉名将赵充国为蒲类大将军，率汉朝骑兵10余万人分道进行反击匈奴的侵略。赵充国亲率了3万精锐骑兵，会同西边东进的5万乌孙骑兵，前后打击盘踞在蒲类地区匈奴军队。至此，匈奴军队惊恐万状，溃不成军，丢盔卸甲，夺路而逃。汉朝重新占领蒲类地区及车师后国，继续打通西域东大门通向乌孙的道路。

        永平十六年（公元73年）匈奴乘王莽篡位，重新占领蒲类地区，汉明帝刘庄执政后委派大将窦固，骑尉（骑兵部队的主帅）耿忠等出使西域平叛，破击匈奴。当时窦固奉命率四路大军攻击匈奴时，班超欲国效命，毅然投笔从戎，跟随大将军窦固北征，并担任军中假司马。在攻击伊吾之战中“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”，身先士卒，生死相拼，克敌制胜，首建奇功。经过几次战役的磨炼，班超的组织、指挥军事才能初露锋芒，深得窦固赏识。为了联络西域各国，打击和孤立匈奴在西域的扩张，恢复汉朝与西域的友好往来，在窦固的极力推荐下，班超出使西域。从此，揭开了班超叱咤风云，威震西域建功立业的序幕。

        如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一书所评价：“东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，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。”现矗立在巴里坤天山庙旁全副戎装，威风凛凛的班超塑像便是他在西域反击匈奴建立功勋的不朽丰碑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151年，强弩之末的北匈奴，率残部再一次侵入蒲类地区。后任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吏士驰援，北匈奴被迫退出了蒲类地区，其残余势力并未就此罢休，仍不时攻击汉军占领地，抢劫商铺，隔绝丝路通道，东汉又派窦宪率兵出征，大破北匈奴于金徽山（今阿尔泰山），使匈奴这个曾经在北方驰骋纵横的强悍民族历经几个世纪的辉煌后，不得不走上西迁之路，从此消失在中国版图之外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60年，汉朝在乌垒城（今新疆轮台）设西域都护府（汉朝政府委派办事机构，代表汉朝政府在西域行使主权），从此，将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。

       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，西突厥阿史那贺鲁（西突厥可汗）乘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无暇西域之际，于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起兵反唐，弑掠数千人，武装占领蒲类地区长达8年之久。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勃然大怒，即刻下令发动大规模反攻平定其叛乱和扩张侵略，取得重大胜利，收复大片失地，再现唐朝政府统一西域的雄才大略。

        现巴里坤县城北约26公里的大河乡千渠村东南侧就设置当年的伊吾军（唐代驻军戍所，隶属北庭大都护府，今吉木萨尔县），并修建城堡，即现在的大河唐城。其遗址东西长360米，南北宽210米，一道较宽的城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座小城，城墙最高处约10米，城墙大部分已倒塌，城边有一大型石磨盘，还有众多马鞍形，桥形磨制的石器，大型陶制容器。这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屯粮基地，从出土文物分析，此城为唐朝所置北庭节度使下辖伊吾军驻地甘露川（唐代地名，伊吾军戍所的所在地）。

       草原今日

       几千年来，这片历史凝聚的草原大地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。也蕴藏着悠久淳朴，雅俗交融的民间文化。在这里，有纪念前巴里坤总兵徐占彪，陈恒升和镇西厅陈晋潘，在同治末和光绪初保卫巴里坤收复新疆的“三公祠”，有纪念左宗棠西征平叛丰功伟绩的“左文襄公祠”、有昭彰平剿阿古柏（全名穆罕默德·阿古柏·佰克，乌兹别克族,原俄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）军官，光绪二年（公元1876年），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清军出关，驱逐阿古柏为首的侵略者，经几次清军毁灭性重兵打击，溃不成军，落荒而逃，被下属击伤致毙于库尔勒，收复新疆所牺牲的川、湘军将士亡灵所建的“昭忠祠”，有嘉庆二年（公元1797年）捐资修建的地藏王“菩萨寺”、有嘉庆五年（公元1800年）集资修建的“仙姑庙”等等，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、交汇、融合、自然、人文、历史、民俗、风情一应俱全，迸发出灿烂夺目、绚丽多姿的火花，被史家推荐为新疆具有代表性草原丝路的汉文化荟萃之宝地。

       如今的巴里坤，毅然是水丰草茂，风光绮美，景色宜人，堪称为塞外江南，那天山峰峦下宁静的蒲类海，天山大坂壮观的松树塘，远古时期的汉代营盘，千年历史的大河唐城，景色独特的吐伊克风景区，各朝各代屹立在路边的烽燧，具有汉唐风格的南关庙，汉民俗风情，哈萨克民族风情，蒙古民族风情，就像盛满甜滋的美酒，喜迎八方来客。

        时至今日，这里仍旧还是整个地区最好的牧场和最理想的小麦产地，生活在这里的汉、哈萨克、蒙古、维吾尔等14个民族朝夕相处，相濡以沫，共同生活在这美丽的大草原，共同开发在这历史凝聚的土地。